日期：1957-7-20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口口声声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和“进步人士”的李化方，最近在西北师院三千余师生员工的揭露下，已经暴露了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原形。所有的揭露材料表明：李化方是一个最阴毒、最狡猾的右派分子。所谓“马列主义者”，只不过是这个善于伪装的右派分子的“画皮”。
右派分子李化方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在兰所组织的座谈会上，提出了他的完整的、酝酿已久的反党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四条，它像四把刀子一样，企图从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人事制度、党委制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制度等四个方面开刀，以便扼杀和取消党的领导。就连李化方自己也承认这是“向党系统的、全面的进攻。”
李化方的反党纲领，是和章、罗反党联盟的纲领一脉相承的。章罗为了取消党的领导，曾在盟中央组织了四个研究小组——党委制问题研究小组，科学规划小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制度小组和有职无权问题研究小组。李化方的反党纲领中除了根据师院情况把研究科学规划改为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以外，其余的和章罗的主张全部相同。至于李化方的反党纲领中的重要论点——目前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也和罗隆基的论点完全一致。同时，章罗成立研究小组的消息，是在5月1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而李化方在5月16日的座谈会上就提出了他的反党纲领，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李化方反党纲领的第一条，是以要求大家研究高等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度为名，迫使党团从学校的思想战线上撤退。他满怀恶意地说：“一般号召是说教师要对学生全面负责，系里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但党团员犯了错误，是由党团组织来处理，处理结果如何，系里连知道也不知道，所以有人说系里有‘治外法权’”。他又说：“现在通过党团员向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有的系科脱离群众，反倒筑成了一道墙。”同时他无中生有地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职权纠缠不清”，“党外人士有些被动、躲闪”。并且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归之于学生科管理和教育了学生，归之于“团委又加里面，直接处理团员的错误问题”。因此，李化方认为“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制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说“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究竟归谁负责，是大成问题的。”在这里，李化方既认为党团员犯了错误，由党团处理，就是系里的“治外法权”。党团员向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就会脱离群众和筑成了墙，就会形成“职权纠缠不清”之类的情况，因之，李化方也就不打自招地道出了自己心里的秘密。他的本意乃是：党团不但不能对一般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也不准处理党团员的有关问题。一句话，党团必须从学校的思想阵地上撤退。
李化方反党纲领的第二条，是借研究人事制度为名，企图夺取高等学校的人事大权。虽然师院所有的人事问题，包括教师的去留、开课、进修等，全部是经过有关领导人共同研究，而且在所任用的干部中几乎全部是经过李化方批审，且有百分之四十五是经过李化方一人下条子决定的。但他却有意地歪曲说：“教师的去留、开课、进修、工资都归人事处掌管，教务处顶多在开会时参加一些意见。”“教师们进修回来，不要说教务处不知道，就是非党员的院长也不知道。至于留助教和派人留苏问题，更是人事处提出，院长画行，系主任的意见不大被重视，时有矛盾。”李化方为了进一步地诬蔑现有的人事处和人事制度，还说什么“系和行政的非党领导人，对系科里职员的纪律是无法维持的。因为他既无权去掉一个人，也无权准其辞职，致使得某些系科的劳动纪律松弛万分。”按照李化方这个奇怪的逻辑，维护劳动纪律，关键并不在于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在于必要的工作制度，而在于非党领导人，也就是如李化方等人首先要掌握人事人权，只要有了“去掉某人”或“准其辞职”的人事权，劳动纪律就可以“维持”了。表面看来，这论点固然万分糊涂。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李化方之意也不在劳动纪律松弛与否。他只是想在抓到人事权以后，科系里就可以布满自己的亲信，异己就可以排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李化方所谓研究政治教育制度和人事制度，只不过是向党进攻的两把刀子，而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因而他的反党纲领的第三条，就公然提出了要取消党委负责制的问题。他用了“个人中心主义”、“以党代政”、“民主气氛愈来愈薄弱”、“部分党团员更加专横，靠着党的威信来发号施令”之类恶毒的字眼，攻击党员和党委制，故意颠倒黑白地说：“在学校中无论党员是作正校长或作副校长，实际上操纵领导实权，因为非党的正副校长根本有职无权。又由于过去强调一长负责制，在党内在行政上都是一人，而产生了‘个人中心主义’，这个主义一经形成，民主气氛愈来愈薄弱。”他说：“虽则目前学校里已经从党总支制改为党委制，可是这只能把党内的个人领导改变为集体领导，而不能改变党与非党职权关系问题。”他公然叫嚣“要取消党委负责制，不能以党代政，高等学校民主党派要集中精力讨论这个问题。”接着他又明目张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动主张。他说：“我赞成校务委员会制，它应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他又提出了所谓“党委制和党委负责制有区别”的怪论。我们知道：党章上明明的写着：“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显然，这里说的是“领导”，当然是要“负责”，说的是“应当”，也就是“必须”之意。然而，李化方却在这里咬文嚼字，歪曲党章，强调什么“党委制和党委负责制不同”，其用意所在，当然就是取消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其次，李化方为了强调和证实自己论点的“正确”，还不惜根据章伯钧、曾昭抡的言论歪曲毛主席的谈话精神，说毛主席有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意思，但“中国青年报”6月26日报道盟中央委员吴晗说，毛主席是说学校党委问题可以研究，并没有说取消党委制。章、曾把毛主席的谈话歪曲了，而李化方却有意扩大这种歪曲，达到取消党委负责制的目的。
李化方在公然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之后，又在他的反党纲领里提出了所谓发挥民主党派在学校里的作用问题。他把民主党派不能发挥很大作用的重要原因，归罪于“党不加重视”。他别居用心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宣布以后，民主党派成员感到十分兴奋鼓舞，但这只是一面热。”虽然他自己也承认：“我们院里有九个系一个科，十分之八的领导人是民主党派成员，此外，一个副院长和两个教务长也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但他还埋怨“只是作了一些配合工作”，埋怨党员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不对，摆的地位不合适，并且说什么“若想使民主党派的成员发挥积极性，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在这里只字不提接受党的领导问题，而一味的强调民主党派在各单位中和党的关系的“独立、平等、自由”。师院的师生指出：李化方之所谓发挥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取消党委负责制的基础上，自己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可以取而代之，以便使师院逐渐变色和全部向右转。
李化方为了实现他的反党纲领和政治野心，长期以来，一直是万计千方地利用盟组织作为他的反党资本。他在发展组织的路线与方式上特别注意师院各处、系及附中的负责人，并把某些对党不满以及别有用心的人拉进民盟作为他的核心力量。原附中校长吕方早为九三发展的对象，但李化方为了控制附中的领导权，就亲自出马，劝说吕方加入民盟，事后还说：“我们盟在附中领导力量不大，所以要把吕方发展进来。”李化方为了把曾任过“北平行辕”副处长、院内影响恶劣的张师亮拉进盟组织，不顾盟员们的反对，一再坚持，结果把张拉了进去，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李化方也不愿意把对他意见多的或持反对意见的人吸收到盟支委会来，他认为：原班“人马”使用着顺手。为了扩大势力，夺占地盘，李化方更不顾一切地曾在盟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兰大大争委员名额。
李化方既然以盟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因之，在盟中央4月会议以后，他就同自己的亲信刘钟瑜（师院盟支部副主任委员）等，积极在盟内进行策划，以实现他的恶毒的反党纲领。在5月27日盟支部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他强调：“要解决主要矛盾，还要从制度上着手，没有制度，就得不到保证。建立一些制度是重要的。”接着就提出了四个问题，他说：“请大家考虑一下，这几个问题光明日报在兰州召开的会上我已经谈过了，这就是：1、党委制问题；2、人事制度问题；3、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制度问题；4、互相监督的制度问题。”李化方提出以后，即利用支部名义于6月7日给全体盟员发出了通知，讨论“对目前运动的看法、估计以及盟员应采取的态度，和本院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分析产生的根源，提出如何解决矛盾的办法？”的题目。在6月6日盟支部委员和小组长联席会上，李化方说：“民主党派在运动中不是旁观者的态度，不是缩手缩脚，而是积极的态度。”他建议盟支委“把矛盾归纳为几个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表示我们的态度，尤其是建立制度的问题。”接着强调指出：“支部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四个建立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讨论起来很麻烦，但十分重要。”在会上，他还暗示大家注意他在光明日报上的发言，并指示盟员：“注意报纸上的材料。”6月13日，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化方仍在利用盟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知：让全体盟员注意最近报纸上的有关材料，以便及早的充分准备意见，委员会将在适当时间内举行座谈会，讨论李化方所提出的四个制度问题。6月17日，李化方在第四次全体盟员大会上，再一次提出“我在光明日报记者到兰组织的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四个问题，是我们师院民盟组织初步表明的态度。光明日报所刊登的四个纲要，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已将问题提出了。”李化方还怕大家没领会到他的精神，接着又说：“要在这次运动中，在高等学校中建立起一定的制度来。在15日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已有我们好几位同志提出制度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我院‘三害’产生的根源是‘人治多于法治’。所以支部委员会认为建立制度是重要的。但这种工作是一艰巨的工作，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同志们也需要早作准备，搜集材料，并要深入的讨论。我们已经发给同志们四个问题，我们支部委员会认为是我们学校的主要问题，也是全国高等学校的主要问题。”并且说：“盟小组可以讨论，也可以组织盟外人加以讨论。当然有些问题制度需要上级制定，但我们可以宣传和建议。”李化方还一再在盟员系主任、教务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盟员要在思想上一致、语言一致、行动一致、步调一致”。党委找盟员谈某些问题时，盟员都要事先请示李化方；而盟支部有时向党委谈问题时，就要挟党立即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党委稍一解释，即造谣说：“党委对运动没有决心，不给解决问题”，以破坏党的威信，制造党群矛盾。
李化方策动师院附中盟小组提出改组附中领导方案一事，更进一步揭露了李化方的阴谋诡计。这个名单是6月8日李化方的亲信李森提出的，名单中把原校长教导主任（党员二人、团员二人）都免职，除新校长一人请师院调派外，其余如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没一个党团员而以盟员为主体。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化方惊慌失措，企图逃脱，说：“我一点影儿也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其实，在这名单提出以前，李森就找李化方具体商量过，对附中人事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唐尊尧在揭发这一问题时也说：“这个问题我在支部委员会前曾给李化方汇报过，在委员会议上也谈了。”
李化方为了篡夺党的领导权，还在盟外到处点火，拉拢私人，散布反党言论，企图结成反党统一战线。整风开始后，他对一些教授亲自分别登门拜访，过去关系不好的，一向没去过的教授家里也进行了访问，企图扩大他的反党纲领的影响，使私货找到市场。他到胡国钰家中造谣说：“毛主席在4月30日谈话中说，已指定邓小平研究党委负责制，首先研究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又说：“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久报纸上就发表了。”到洪毅然家中说：“这四个问题特别是体制问题要很好考虑和讨论。”到郭士豪家中说：“党委制和党委负责制有什么不同？要独立思考。”对金少英说：“我们民主党派要在运动中步调一致。”并到处扬言：“党员校院长敌我不分”，“非党员校院长根本有职无权”。说党团员到处探听动静，向上汇报，是“暗探”。特别是光明日报记者来兰以前，李化方就知道，并告诉盟员们说：“光明日报记者到西安了，不久即到兰州，大家有什么意见可准备一下，记者来兰后可以提出。”记者来到兰州，李化方即安排了点火计划，亲自按照光明日报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和“对党意见最多的”被访问人的要求标准开列了名单，叫记者去访问。另外，李化方还亲自把记者领进徐褐夫副院长办公室内（李过去一向不去徐的办公室）介绍后让记者访问。这难道像李化方在“检讨”中所说是“中了章、罗的诡计，中了光明日报记者的诡计”吗？事实证明，不是的。这不是谁中谁的计的问题，而是上下一致地执行着一个计划，李化方就是师院执行章、罗联盟反党计划的为首人，全国性的点火的参加者、光明日报点火的组织者和院内点火的实行者，企图使三摊子火燃烧在一起，火火相连，以推翻党的领导，谋夺党的领导权。
李化方还怕三摊子火燃烧不起来，唯恐天下不乱，更恶毒地采用了“火上加油、旺火加柴”的办法，破坏整风运动。他在别人面前说整风“不知共产党玩弄的什么鬼把戏”。他觉得“过分强调党的整风，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意见不够”。他说：“应该集中谈主要矛盾。”当李化方猖狂向党进攻的同时，还诬蔑“党对鸣放有顾虑，不肯大胆放手”。当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化方又说：“运动很被动，大字报、大型会已伤了党外人士的心，应当纠正”。当盟中央决定整风之后，李化方为了转移视线，隐避自己丑恶的嘴脸，6月26日在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盟内整风主要是帮助盟中央，向盟中央提意见，和盟中央少数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李化方做贼心虚，害怕露出马脚，在光明日报记者来兰在兰州饭店举行的座谈会上，不让广播电台录他的发言，在盟省委两次座谈会上不让报社记者记录。
尽管李化方是这样毒恶而阴险的向党进攻，企图篡夺党的领导，但解放以来他却一直是以“革命者”和“马列主义者”自居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李化方的来龙去脉，看看这位所谓“革命者”，究竟是一个什么货色。
原来，李化方出生于地主家庭，历史上曾两次加入过国民党。在一个只交学费、不上课就可拿到文凭的私立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国民党CC系在北京办的训政学院当学生，与CC挂上了钩，用吹拍钻营的手法，爬上了河北省昌平县伪县长的宝座，任职期间，因为“为政有方”，颇捞了一些油水。以后李化方感到自己母校的招牌不亮，“百里侯”的官职太小，就趁着日金兑换率低的时候，卖掉了任伪县长期间所刮到的大烟，依靠当时伪教育厅长何基鸿取得了省公费，东渡留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来到兰州，在伪民政厅长CC特务施奎龄手下做事，后来还担任西北训练团的中校政治教官、甘肃省保甲人员训练所上校教务主任，并编著了“保甲人员手册”一书。之后，CC大头子郑震宇（李在政训学院的老师）来兰州任伪民政厅长，李就任该厅秘书主任，并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一月余。在这期间，李化方贪赃枉法，挥霍无度，又和别人合伙开了卫生池澡塘，从事另一种剥削，一跃而兼官僚政客及资本家的双重身份，真是煊赫一时。直到靠山郑震宇离兰，因官场失意，才进入西北师范学院教书，从此他又摇身一变而为“清高的学者”。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忘情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他一方面在警官学校（一个训练特务的机关）兼教，一方面继续同CC南京方面的彭昭贤（伪内政部长）、郑震宇（伪地政署长）、以李宗仁为政治背景的肖一山的经世学社保持联系。与此同时，李化方还与国民党兰州市党部书记长李瑞征等结成小集团，在兰成立经世学社兰州分社，李担任社长，并在伪民国日报上出“经世”刊十余期。后来还任伪市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北论坛（特务头子上官业佑主办）的编辑和伪和平日报的特约撰稿人。
李化方的来龙去脉，就是如此。但他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解放前就读过“资本论”和有过自己的“进步著作”的“马列主义者”。李化方的所谓“进步著作”，就是“甘肃农村调查报告”一书。且不说这本书里有许多错误论点，仅就该书的署名一事，也可以看出李化方的行迹是何等恶劣，这个调查报告原是由李化方和当时兰大的谷苞讲师等合力完成的，但李化方却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而且也就在着手撰写这部所谓进步著作的时候，李化方竟廉价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作为自己的丫环，并且经常使之缺衣少食，李化方成了师院内独一无二的奴隶主，直到解放前夕，李化方才以不可告人的手法，把自己的奴隶推出门。有人说得好：“我是不相信李化方在解放前看过‘资本论’的，如果硬说看过，那他从中学到的不是革命知识，而是更好的剥削方法。”
李化方所谓进步，不过如此而已。至于他这个“学者”的“学识”，也颇为师院的员生所津津乐道。1955年的一天，李化方去了解院内图书室的工作。当他一听说外文图书是用“杜威十进位分类法”时，就叫嚷着“杜威是个反动家伙，为什么还用他的分类法？”原来，李化方先生连杜威只是一个姓也不大了然，当然他更分不清楚搞图书分类法的麦尔威尔·杜威和反动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了。还有一次，李化方在谈到教学工作时，对人说：“你们还搞课堂讨论，人家都搞‘习米那尔’了。”其实这也是李化方不知道“课堂讨论”正是苏联“习米那尔”（译音）翻译过来的名词的原故。李化方讲课时也很不受学生欢迎。解放后，教政治经济学也只是照本宣读，到1952年，他连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级差地租的问题也不懂，价值规律的确切含义也说不清楚。
如上所述，如果说，李化方在解放前靠吹拍钻营和政治投机起家，那么，解放后他就专靠拉拢亲信，排斥异己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1950年，李化方在担任代理院长期间，独掌师院大权，独断专横，不愿接受院内党组织的监督。他不顾师生反对，把曾在伪“北平行辕”当过副处长的表兄张师亮“聘请”成教授，拉拢他当伪县长时的亲信王佩芝来师院当出纳主任。并且拉拢亲信，搞甚么“河北”“河南”派别斗争，一度闹得师院乌烟瘴气，大批教师纷纷离校，使师院处在非常危机的境地，西北教育部才派徐劲来院领导。然而，野心家李化方仍不悔改，加入民盟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他又在盟内培养亲信，培植个人势力，被群众斥之为大盟中套小盟，盟内有四大金刚。就是直到现在，李化方在各系、科还设置有自己的亲信作为“据点”，暗中向李化方汇报情况，受李化方直接指挥。而李化方在培植个人势力、进行拉拢活动中完全有自己一套准则，这就是对依附于他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吹捧的无微不至；而对他的言行有意见的人，则想尽一切办法来排斥打击。如李化方对他的亲信、地理系副教授刘钟瑜，进行多方面的包庇和吹嘘，在盟内提拔成省委常委、支部副主任，在行政上提升为副系主任，评工资时竭力主张提刘钟瑜为四级教授，由于刘教学成绩不好，别人提出异议，李化方则加以申斥，并责问提意见的人站的什么立场。而李化方对向他提过意见的出纳员王礼贤、讲师孙培、副教授蒋小素等，则怀恨在心，暗中报复，有的被解除职务，有的被停止讲课。致使广大师生对李化方感到恐怖，满腹意见不敢提出，生怕他暗箭伤人，在人不知道的地方进行报复。
李化方造谣说：目前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而他自己就到处挑拨离间党内团结及党群间的血肉关系。1950年，李化方向教授李秉德挑拨说：“靠拢组织，就是要靠拢行政领导，不一定要靠拢党！”弦外之音，就是要李秉德靠拢他这个代理院长，而不要靠拢党组织。1954年，李化方又借用李坤同志新到师院，对学校情况不熟悉之际，向李坤恶意宣传师院的缺点和对徐劲院长以及其他党员干部的意见，企图拉李坤一把，挑拨党内团结，结果，阴谋被识破，露了脚手。直到前些日子，李化方还在李秉德面前说徐劲的权力太大，形成个人中心的领导，接着他又告诉李秉德说：“学委会决定出‘谈心报’，陈书记提你当编辑，徐劲却让党员宋福僧担任。”并说什么宋福僧这人品质不好，光听徐劲的话。李化方就这样的颠黑倒白、无中生有，恶意的离间党员与党员、党与非党的关系，达到他所谓“党与非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目的。
反右派的斗争开始后，李化方陷于四面被围的狼狈处境，论说，这时他本该低头认罪、痛改前非了。然而，李化方并不这样，他仍然玩弄其两面派手法，避重就轻，企图鬼混过关。
李化方在步步退却中所使用的头一个伎俩，是避重就轻，饰词诡辩。他为了给以后步步退却打好基础，在第一次的“检讨”中就首先说：“自己感到自己有错误是在6月20日左右”，用以表示他以前的反党论点是绝非有意。以后在检查他的错误问题时，就寻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说：“这次的错误是受了盟中央4月会议右派分子右派言论的影响”，是因为那个会议“过高的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而很少提到他们的落后的一面。”“同时，这次会议统战部也没派人指导”，“好像民主党派已能独立自由了”。谈到恶意向党攻击时，他说：“这是夸大事实的错误，这在无形中表现了对党团员的不满情绪，再加上过火的词句，就更为显明了，其实这种不满情绪，只是我对个别党团员的问题。”提到他妄想在高等学校取消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其实我始终也没有这样说，甚至也没有这样想，党委负责制的名词是报纸上提出的，什么是党委负责制，报纸解说也不一致。”“我考虑的是党如何在高等学校领导问题，我没有那样大的本领要党退出高等学校。”谈到其它问题，他就用“是权力思想，不愿当副职”、“是思想观点模糊，对问题没有系统分析，脱口而出”的说法，轻轻推过。更毒恶的是，李化方不但不交代问题，反而继续模糊群众眼界，有意曲解党的政策。他说：“4月会议中过多的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十六个字的方针，要大家畅所欲言，结果我就没有很好考虑，乱说一气，而犯了错误”。
除了避重就轻，饰词诡辩而外，李化方的另一伎俩是玩弄流氓手法，撒泼耍赖，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拒不承认。
可是狐狸怎样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尾巴。李化方尽管玩弄其饰词诡辩、撒泼耍赖的流氓手段，但在许多问题上由于事实确凿，他也不得不向人民低头，“承认”他的有意反党的阴谋，不过这种承认是有头无尾、在步步退却中玩弄的另一种花样罢了。7月12日的一次会上，在群众对其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反党纲领做了无可反驳的批判后，他说：“实际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我辩不过，我没理，我承认。”但停了一会又说：但是，当时我没有这种思想，没这意思，是思想胡涂，胡说八道。”当然这种检讨，群众不能满意，于是又追下去，这时他才说：“我不胡涂，是我不老实，我是有意识的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再往下追问，李化方就装聋作哑，或是闭口不答，或是指东说西，不谈正题，要不就老着脸皮，重复着“我错了，我错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我承认错，承认是有意识就对吗”的陈词旧调，而具体活动，阴谋计划则绝然不谈。如再往下追，就又耍开赖皮了，说“我现在一发言，就有错误，你们让我怎样办？”
李化方就是这样，在交代问题中饰词诡辩，诡辩不过，就撒泼耍赖，赖不过去，就承认上一个大帽子，有了帽子要其交代活动、目的，则又诡辩、耍赖。……如此种种，总的不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拒不交代，想继续对人民顽抗到底。
李化方尽管狡猾而且毒恶，但他毕竟已是原形毕露，走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界了。只要人们坚持不解，斗争到底，他是走不脱，逃不掉的。
---- 原载1957午7月20日《甘肃日报》，转载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